王树常百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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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树常，字庭五，1885年9月1l日(清光绪十一年八月三日)生于今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肖寨门乡南三台子村的一个地主家庭。王父锡珠，兄弟两人，迨至王锡珠支撑门户时，家道开始中落。王树常兄弟五人，他适其中。王树常自幼丧母，幸遇家中贤慧女工李周氏悉心照料，不致孤苦无依。童年的不幸使他养成不苟言笑的内向性格和矢志不渝地奋发读书、希冀出人头地、显赫门楣的抱负，因此才有后来两次负笈东渡求知于异国并获取较高学历的经历。王显赫后，不忘李周氏的抚育之情，遇有回籍省亲，从不先到族中，而是微服简从，安步当车，去拜见李周氏，以报桑梓养育之恩。后来王树常官至河北省主席时，又把周氏之孙李玉明带在任上为贴身侍从，这种知恩必报的品德，时至今日，当地还有传闻。王父思想开明，较少保守，宿志供晚辈读书。王树常幼年入村塾童馆启蒙，严冬酷暑，伏案攻读。稍长，专攻四书五经，兼浏览佛道经典，得到金石碑帖更是爱不释手。久之，练就一手秀丽挺拔的蝇头小楷，在侪辈0类拔萃。清末废科举兴学堂，奉天首创大学堂，王树常届时以优异成绩考入。同时他四处求师就傅，长足进取，终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赏识，选派其留学日本，入军事学校，迈出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。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、张群均有往还。
l911年秋，王树常毕业归国，时值武昌首义告捷，遂先赴上海参加革命工作。未几，去南京参谋部第二局充任一等科员。I912年随参谋部迁到北京。l917年陆军部再度选派王树常去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。发妻相伴同行，并在日本喜得长子。1919年岁末王树常学成回国，任北洋政府参谋部第四局第四科上校科长。后调任张作霖第二十七师参谋长、奉天“镇威军”司令部参谋处长，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。战争结束后，王赴黑龙江省督军公署任少将参谋长，兼任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。王在督军署初遭吴俊升的冷眼相待。但由于他处处小心谨慎，办事勤奋，对吴也多毕恭毕敬，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吴俊升心目中的“王诸葛”。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，奉军大败曹、吴，实力猛增，占有八省地盘。张作霖分别派杨宇霆、姜登选出任苏、皖二省督办。王树常调任奉天上将军公署总参议。郭松龄功绩本在杨、姜之上，而封赏却在其下，因而引起郭松龄的思变之心。第二次直奉战后，政治暗潮迭起，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满意地盘而对张作霖衔恨在心，张作霖出兵沪宁又威胁到浙督孙传芳的地位。因此吴佩孚、冯玉祥、孙传芳表示弃嫌修好，终干掀起反奉风潮。孙传芳首先发难，驱逐苏皖境内的奉军。苏皖二督狼狈出关。鲁督张宗昌南下增援被阻，孙传芳旋即轻取徐州。此时郭松龄暗中在天津策划，联络冯玉祥、李景林等共同反对张作霖。张对此有所察觉，欲立即召回郭松龄，时王树常从旁劝张要慎重，此事不宜操之过急，以免激之生变。张作霖认接3重识别力劝其父退兵出关。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“和平息争”佳电，随后奉军全部转移到滦东集结。王树常受命由阜平、龙泉阳向滦东集结，因预先设有浮桥，得以顺利通过。后张作霖见求和无望，遂于6月2日通电声明退出北京。6月4日晨回奉，专车遭到日本关东军暗算，张作霖被炸，因流血过多旋即殒命。张学良闻讯出关奔丧，并下令奉军继续东撤。9月杨字霆指挥于学忠、王树常等各奉军缴械收编了张宗昌、褚玉璞的直鲁联军，奉军在关内的战事始告结束。
1928年7月2日东三省议会在奉天召开大会，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，王树常是17委员之一。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，先整编军队，取消军师番号，以旅为单位。王树常任军事参议官兼军令厅长。
王树常发迹后，不仗势欺压乡里。王家曾与同村韩家因茔地之事发生纠纷，王得讯后告诫家人要宽宏忍让，不可因小事伤了邻里和气，因此没有经官得以0解决。王在宦海生涯中少与人争名夺利，深受张氏父子器重。王父病危时，张作霖馈赠发丧费甚厚。张作霖死后，王是以张学良马首是瞻的所谓新派，在张学良的左右运筹帷幄，处理军国大事。皇姑屯事件后，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，图谋对中国扩大侵略，东北局势相当复杂和紧张。为联系方便，张学良和王树常的办公室装上直通电话，以便二人深夜通话商讨对策，与日本人周旋，妥善处理了“皇姑屯事件”的善后事宜。
王树常积极维护祖国统一，坚决反对0。支持张学良“易帜”。东北“易帜”后，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，王树常为奉天省政府委员。
1929年中苏关系尚未恶化时，张学良曾派王树常赴南京，力陈对苏联不宜诉诸武力的意见。胡汉民对王树常说：“你是军人，怎么怕事?苏联革命后兵力很弱，他不敢如何。”蒋介石接过去说：“你不必说了，我已有电话给汉卿了。”王树常怏怏而回。同年夏秋间， 中东路总办吕荣寰、教育厅长张国忱、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纷纷电告张学良，要求派兵黑龙江，吉林强制接收中东路。张学良约王树常、王树翰，邹作华和刘翼飞等开会研究。这些人对苏联用兵表示消极。后来防俄战役开始，张学良派王树常为防俄军第一军军长。出发时，辽宁省民众30000多人在省城-欢送王树常出征。王率军进驻哈长、哈绥各线要隘布防，令刘翼飞率本旅由双城、阿城，一面坡等地星夜开赴滨江县构筑阵地工事，准备迎敌。
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本来对防俄就是消极的，对王树常率辽宁部队开赴吉林，主持东线作战，更是怀有很深的疑惧和不安。他认为王树常有觊觎吉林地盘改客为主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。王也为吉林方面对他的态度而踌躇，深怕与这位东北军元老发生冲突。为此，王树常在出发前曾向张学良提出派他当军长去东线指挥作战，务必把张廷枢(张作相之子)的步兵第十二旅编入第一军序列之内。王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，仍未能解除张作相的疑虑，张作相授意王树常留日同学丁超，向王渗透最好不要进出一面坡以东地区，以免与吉林部队在责任上发生混淆。为此，王树常抵达哈尔滨之后就不再前进，终日无所事事，以打扑克练字为消遣，以致外间不明内情的人指责王树常抗俄态度消极，实际上王树常有他难言的苦衷。
东北边防公署派东北航空大队第二队配属给“防俄”第一军。空军运抵哈尔滨之日，恰是吉林李杜所部在松花江畔苦战，追切需要空军支援之时，而王树常却决定将所有飞机全部分配给他的同学丁超，可见王树常用心良苦之一斑。派系间的利害冲突给东俄战局造成严重损失，后来在东北边防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召开的敌情分析会上，李杜说王树常没把军队主力用于松花江方面是缺乏战略眼光。他说：“以前吴大帅很推崇王庭五的军事才能，称他为‘王诸葛’。在东北军军官中数他的学历高，声誉好，我一向很景仰他，现在看来还不是将才。”
1930年蒋，阎、冯新军阀中原混战，各方代表云集沈阳，对张学良进行拉拢活动。为此张学良举行一次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，专门商讨应付时局问题。王树常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会上东北军元老张作相持不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，王树翰则力主与蒋合作，而王树常则表示静听张学良的决定，张学良本人亦举棋不定。后来张学良到锦西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典礼，吴铁城以南京铁道部代表身份为开工纪念碑揭幕，蒋介石的代表刘光亦带有国民党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、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来锦，交与张学良，以此拉拢张出兵。然而张并未马上答应，直至蒋介石的军队占领济南，阎军退到黄河北岸，才于9月出兵关内，进行武装调停。张学良发布进军关内的动员会，先行编组两个军，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兼平津卫戍司令，第二军军长王树常，兼任河北省主席，司令部设在天津市内。之后，张学良在奉天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，负责晋军、西北军及石友三所部的整编工作。
1931年5月盘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石友三趁张学良因病住院之际，在天津日本驻屯军的唆使下，欲发动叛乱，密电被副司令行营译电员破译，于是参谋长戢翼翘立即召开会议，王树常，万福麟、于学忠等参加，共同助商对策，并从关外急调东北军入关增强防务。副司令行营发布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司令，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，王统辖步骑五个旅，外加一个炮团负津浦线作战之责。石友三的叛军在于学忠和王树常的一、二集团军的迎头痛击下彻底溃败。蒋介石借此机会对于学忠，王树常进行拉拢，赠款各10万元。事后，于学忠、王树常报告给张学良，张学良告诉他们如数收下。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。张学良正住在北京协和医院，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约束下，苦无上策，只能电告“避免冲突，不加抵抗。”与此同时，张又电请南京，但得到蒋的指示仍是“不能打”、“静候‘国联’处理”云云。张学良唯中央之命是从。所以，这一夜凡是沈阳来的电话都立即转报南京，南京来的指示，即刻电告沈阳“听命中央”。当时陪坐的有王树常、戢翼翘，万福麟、荆有岩等，亦皆缄默不语。
王树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，主张积极抗日，打回老家去。张学良也感到老家丢了，父仇未报又添国难，不明-的人都痛诋他失职，举国上下责难不已。新仇旧恨，促使他决心罄出家底也要和日本人血战到底。张学良把关内东北军编为以于学忠为第一军，王树常为第二军的两个军开往关外，加强大凌河防线，准备在锦州、锦西、兴城一带与日军决一死战。但由于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撤兵，对日妥协，拆除了大凌河防线，全部撤进关内。
王树常在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，天津地方局势颇紧张。日本帝国主义分子、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收买当地汉奸及青红帮头子张璧、李际春，纠集地痞流氓500人(号称2000人)组成“便衣队”以天津日本租界为巢穴，不断出来骚扰，滋生事端，制造了一起武装-事件，藉以转移人们的视线，乘混乱之际把寄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逊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去，此其目的之一也。其二，日本准备进攻锦州利用“便衣队”的-，钳制在华北的东北军出关援锦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。由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一手操纵和导演的这次便衣队武装-持续了一个多月，给天津市民带来灾难。
1931年11月8日夜11时30分，便衣队分三股窜出日租界，在市区进行扰乱，突然 声四起，居民从梦中惊醒，不知何事，惊恐万状。
-发生前三天，王树常和天津市长张学铭(兼-长)，已获悉“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，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、李际春及天津青红帮一部分首领和著名匪首曹华阳、肖云峰、高鹏九等，要组织‘便衣队’实行暴力”等情报，于是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，研究对策。然后命令各保安警卫队严加戒备，必要时可调姚东藩第十五旅协助会剿。王树常在会上严正表示：“我是军人，守土有责，如果有-闹事，扰乱天津，遇事必须因时制宜，刚柔相济，深思熟虑，妥筹解决。但我绝不做臧式毅(臧在“九一八”时任辽省政府主席)当民族罪人，让天津父老兄弟骂我无能。”由于事前有所准备，迨便衣队窜出日租界时，即受到保安队和 的狙击，战斗直至拂晓，终于击溃了便衣队的进犯。11月9日上午11时，王树常及市长张学铭在张的私宅召见各国驻天津领事，介绍-经过和当局戡乱之决心，并照会日本领事馆，为维持市内治安，保护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，协助肃清匪徒，指出：“日本租界藏匿暴徒，中国官方无法肃清，今后如有危害侨民生命财产之事发生，应由日方负责，与中国无干。”便衣队在8日夜的-中没有得到便宜，随即于9、10两日由日人亲自出马进行捣乱。他们派日官兵身着中国百姓服装，混过防线，其中有4名宪兵竟闯进王树常军部的卫队营房，被中国卫兵拘讯，经盘查才承认他们是执行侦察谍报任务的。日方得知后，马上派一名少尉带5名宪兵到省政府径直向王树常要人，其态度极为蛮横，说他们是被中国军队掳进兵营的，惨遭毒刑，性命不保，对此提出“ ”，说这是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。王树常当即驳斥之：“我们的卫队有理由、有权力执行警卫任务。”“你们宪兵穿中国百姓服装闯入我的兵营是不合法的，正要照会贵军司令部究办。”日军少尉被驳得张口结舌，自知理亏，开始软了下来。日军少尉无理纠缠竞长达3个小时，最后向王树常提出3个条件：要求中国赔偿医药费、服装费500元，最后逼迫中国让步，把扣押宪兵领回去才算了事。对于日本侵略者，王树常曾说：“日本在东北，是强盗行为。在天津，则是贼窃手段。一面是抢抢夺夺，一面是偷偷摸摸。”真是一针见血。
王树常为了应付特殊环境，于12日命令成立天津-司令部，张贴布告周知全市。张学铭任司令。但便衣队的-抢劫仍时有发生，后来竞发展到昼夜-，连南市 署分所一度也被便衣队占领，―连多日 声不绝，人心惶惶，市民叫苦不迭。 面对事态的发展，王树常除向张学良及时报告外，还同张学铭联名电告南京，报告津变过程。讵料1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训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：“向日道歉，取缔反日言论，中国先撤防御工事与日本司令香椎谈判。”王树常接电令后悲愤交加，对其秘书说：“我老家辽中，未放一 就叫小日本给占了。我要对得起国家民族，天地良心，不能让天津成为东北的继续，我真不知道中央是怎么想的。这训令不能公开，你存档吧!”王树常按南京政府的训令，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会谈，几经磋商，按日本无理要求消除敌对情绪，拆除距日租界30O米以外的防御工事，并在这个区域内恢复 岗哨。以后，王树常每谈及此，都感到是莫大的耻辱。
日本视中国地方当局的忍让为软弱可欺，就在中国方面拆除防御工事后，便衣队在日军机 的掩护下，11月26日又发动了攻势。保安队当即予以还击，香椎恼羞成怒，竟惨无人道地用重炮对天津市区疯狂地轰击，造成许多无辜平民的伤亡。南京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方提出 ，谴责日本-天津居民的暴行。日公使重光葵便以王树常调十五旅参战为由，向中方提出“质问”，要求中国撤兵。同时提出惩处河北省及天津市军政长官的无理要求。一批汉奸，也大造舆论要求撤换省市军政长官，妄图把这场汉奸特务的-说成是当地群众由于不满省市当局所造成的。王树常迫于压力则表示同意让步。
王树常镇压便衣队-的态度虽然坚决，但屈于蒋介石的压力，行动上不可能果断，加之便衣队以日租界为巢穴，无法根除，天津形势依然紧张。王树常只得采取每日-的消极办法，地方上的小商、小贩以及三轮车夫均叫苦不迭，直接影响到人民生计，直接受害者约30000人之众。天津市各界对王树常颇多指责，使他压力很大。于是便向张学良提出辞呈。鉴于王树常的要求和天津的形势，张学良约于学忠谈话说：“河北问题，庭五很难应付，你做事果断，意志坚强，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。”此时河北地方也有人抨击王树常所任用者多为东北人，而用当地人甚少。
l932年8月王树常任平津卫戍司令期间，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，同情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。曾释放过一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。 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犯热河，张学良于北平誓师，率东北军投入抗战，王树常参与帷幄运筹。 3月热河失守，张学良-下野出国“考察”，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。王树常对蒋介石的所做所为，特别是对张替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十分不满，但他为人怯懦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1935年夏日本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《何梅协定》，王树常被解除平津卫戍司令职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。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南京政府曾命王树常去西安接替张学良职务，整编东北军，达到瓦解东北军上层集团的阴险目的。王识破其险恶用心，严正地拒绝了这一安排。 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任令王树常继朱绍良为甘肃绥靖主任，王未就。国民党政府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有甲、乙两案。于学忠接到甲，乙两案指示后，曾电留居平津的东北人士，征询意见，并希望推代表，同西安代表何柱国共赴溪口晤张。由张作相、万福麒、刘尚清、刘哲、莫德惠、王树常、汤玉麟、胡毓坤、陈兴亚、高纪毅等人，在天津王树翰宅邸会商。大家一致赞同万福麟的意见，实行甲案，继由东北元老刘尚清、王树翰、刘哲、王树常赴溪口晤张。东北军整编后，王树常被任命为豫皖绥靖副主任和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。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调任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，王未就。1937年11月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，王不久随军避往华南，即辞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职，在野赋闲。未几举家迁往香港，旋即送子去美国读书，而其眷属由香港迁往上海。 l940年王树常由美国回到上海，后又迂回香港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，香港沦陷，他又举家迂到北平隐居。王树常不为日伪汉奸的高官厚禄所诱，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。
抗战胜利后，王树常希冀国共两党继续合作，以图和平建国，造福于人民，他曾去南京找蒋介石-，要求停止内战。但蒋介石一意孤行要打内战，王痛心疾首，因此他始终没有卷入内战漩涡。蒋介石曾一度想利用其在东北的影响。任命他为东北行辕主任，因遭陈诚、何应钦反对而作罢。事后张群向王泄露这一内幕。王一怒之下要求退役，这一“上将退役”事件，当时曾轰动国民党军政界。
北平解放前夕，蒋介石曾给王树常送去飞机票，要王氏夫妇去南京，王则借口年老体弱，家小众多，拒绝随国民党南逃而留居北平。后来他为北平和平解放积极奔走斡旋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北平解放后，王树常得到妥善安排，周总理曾经给予亲切关怀。
新中国诞生后，王树常积极参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。他曾出任水电部参事室参事，第二、三届全国政协。委员，民革中央团结委员。
王树常于1960年因病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5岁。

王树常，本名吴婷，1885年9月11日(清光绪十一年八月三日)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小寨门乡南三台子村的一个地主家庭。父亲王喜柱和两个兄弟来到王喜柱支持门户网站，他的家庭开始走下坡路。王树常有五个兄弟，他很适合。王树常很小就失去了母亲，但幸运的是，李周，一个聪明的女工在家里照顾她，使她没有被单独留下。童年的不幸使他养成了不苟言笑的内向性格和矢志不渝地努力学习，希望出人头地，出人头地。因此，他有了两次出国求知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。王发迹之后，并没有忘记的养育之恩。万一回老家省亲，他从来不先去宗族。相反，他隐姓埋名地步行，乘车，去拜访李周的家人，报告桑子的良好教养。后来，当了河北省的主席，他把周的孙子作为他的私人随从。时至今日，当地仍有关于这种品德的传言。王的父亲思想开放，不太保守，他的志向是供后辈读书。王树常年轻时曾进入乡村学校儿童大厅接受启蒙教育，并在严冬酷暑中伏案学习。略长，专攻四书五经，浏览佛道典籍，拿到碑刻更是爱不释手。时间久了，我练就了一手漂亮挺拔的小资案例，在同行中出类拔萃。清末废除科举制度，奉天为第一大学堂。王树常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。同时，他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最后得到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赏识。他被选派到日本留学，进入军校，迈出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。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、张群有一段历史。
1911年秋，王树常毕业回国，在武昌首义时，赴上海参加革命工作。几天后，我去了南京总参二局当一等办事员。我于1912年随总参谋部搬到北京。1917年，陆军部派王树常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。他的妻子和他一起去了，他和他的大儿子在日本过得很愉快。1919年底，王树常学成回国，成为北洋政府参谋四局第四师上校。后调任张第二十七师参谋长、奉天“镇卫军”司令部参谋长，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。战争结束后，王到黑龙江省军事监察厅，任参谋长兼第22步兵旅旅长。在吴王的军阀办公室开始，盛骏对他很冷淡。但由于他对吴业铎谨小慎微、勤恳恭敬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吴心目中的“王诸葛”。1924年9月，第二次兵戎相见，兵败曹、吴，实力暴涨，占据八省疆域。张派和分别出任江苏、安徽两省的督抚。王树常被调到了奉天总参谋部。郭松龄的功绩在杨、姜之上，而他的赏赐却在他们之下，从而激起了郭松龄求变的欲望。第二次直接战争后，政治暗流此起彼伏，冯玉祥痛恨张得不到满意的地盘，张出兵沪宁，威胁到浙江巡抚孙的地位。于是，吴、冯玉祥、孙等纷纷表示弃疑而修，终于掀起了一股造反的浪潮。首先，孙发动了对的进攻，驱逐了在苏皖两省的势力。安徽省第二任巡抚乱过海关。宗昌南下援军被阻，孙和立即轻取徐州。此时，郭松龄在天津秘密策划，与冯玉祥、李联系，共同反对张。张意识到这一点，想立即召回郭松龄。当时从侧面劝张要谨慎，不要操之过急，以免引起变故。张接受了三次歧视，劝说父亲退出海关。5月9日，张向发出“和平解决争端”的电报，然后部队全部转移到滦东集结。令王树常自阜平、龙泉阳至滦东集结。由于事先有浮桥，所以顺利通过。在看到和平无望后，张于6月2日打电话宣布从北京撤军。6月4日上午，大巴遭到日本关东军伏击，张被炸。由于失血过多，他立即死亡。张学良听到消息后，亲自出马参加葬礼，并命令冯军继续向东撤退。9月，杨紫婷指挥于学忠、王树常等冯军部队解除武装，收编张宗昌、褚玉普等陆贽联军，关内冯军战争开始接近尾声。
1928年7月2日，东北三省议会在奉天召开大会，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。王树常是17名成员之一。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，首先改组军队，取消军分区指定，以旅为单位。王树常曾担任军事参议院官员和军事命令主任。
王树常发了财后，就不再欺侮村子了。同村的王家和韩家为土葬的事起了争执。后王德勋警告家人要宽容隐忍，不要因为琐事伤害邻里。所以没有被官方解决。在王的仕途中，他很少争名夺利，受到张父子的器重。当王的父亲病危时，张支付了一笔很重的礼金作为丧葬费。张死后，王以张学良为核心，在张学良身边运筹帷幄，处理军事。黄屯事件后，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，图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。中国东北的局势相当复杂和紧张。为了联系方便，张学良和王树常的办公室安装了直通电话，以便深夜通话，商讨对策，对付日军，妥善处理皇姑屯事件的善后事宜。
王树常积极维护祖国统一，坚决反对0。支持张学良“改旗易帜”。东北“改旗易帜”后，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，王树常任奉天市政府委员。
1929年，中苏关系尚未恶化，张学良派王树常到南京，主张苏联不要诉诸武力。胡对说，“你是军人，怎么会怕东西呢？革命后苏联衰弱，他什么都不敢做。”蒋介石回答说:“你不用说了。我已经给韩庆打了电话。”王树常不满地回来了。同年夏秋，中东路总经理卢荣桓、教育局长张国臣、哈尔滨经济特区行政长官张景辉等相继打电报给张学良，要求出兵黑龙江、吉林强制走中东路。张学良约、王、、邹作华、刘亦菲开会研究。这些人对苏联动武持否定态度。后来，当反俄运动开始时，张学良任命王树常为第一反俄军司令。临行时，辽宁省有三万多人在省会为王树常送行。王军率部进入哈场、哈绥等要隘，刘亦菲率旅从双城、阿城、宜博等地向滨江县城进发，构筑阵地和工事，准备迎敌。
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原本对俄防持否定态度，但对率辽宁军赴吉主持东线作战深感怀疑和不安。他认为王树常有野心觊觎吉林的领土，把客户变成主要的地方，甚至取而代之。王还为吉林对他的态度犹豫不决，害怕与东北军的老将发生冲突。为此，出发前，王树常向张学良提议派他担任指挥东线作战的指挥官。将(张之子)的第12步兵旅列入第一军的序列是很重要的。王的苦心安排还是没能打消张的疑虑。张指示的留日同学渗透到国王内部。最好不要进出一个斜坡以东的地区，以免与吉林部队在责任上混淆。为此，王树常到达哈尔滨后，停止前进，整天无所事事，以打扑克和练书法为消遣，以至于外界不知名人士指责王树常有消极的反俄态度。事实上，王树常有他说不出的困难。
东北边防局将东北航空空旅二队划归“抗俄”第一军。空大军到达哈尔滨的时候，正是杜丽在吉林的部队在松花江上苦战，需要空大军支援的时候。然而，王树常决定将所有飞机分配给他的同学丁超，这表明王树常有一个良好的意图。各派之间的利益冲突给东俄罗斯的战局造成了严重的损失。后来，在东北边防军江防舰队总部召开的敌情分析会上，杜丽说，王树常对松花江不动用陆军主力，缺乏战略眼光。他说:“过去，吴大帅非常推崇王的军事才能，称他为‘王诸葛’。在东北军军官中，他学历高，口碑好。我一直很钦佩他。现在看来，他不是将军。”
1930年，蒋、阎、冯新军征战中原，各方代表齐聚沈阳，拉拢张学良。为此，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，商讨应对时局。王树常出席了会议。会上，东北军元老张持不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，王则力劝与蒋介石合作，而则表示听张学良的决定，张学良本人未定。随后，张学良前往锦西葫芦岛主持港口建设工程开工仪式。吴铁城作为铁道部代表为工程开工纪念碑揭幕。蒋介石的代表还把余学忠任警备司令、王树常任冀主席的任命，交给张学良，以拉拢张出兵。但张并未立即同意，直到蒋介石军队占领济南，燕军退守黄河北岸，才于九月派兵入关武装调停。张学良发布入关动员大会，先组织两军。第一军军长、平金警备司令于学忠，第二军军长王树常任冀主席，司令部设在天津。之后，张学良出任奉天陆海军空副司令，负责晋军、西北军、石友三部队的整编。
1931年5月，盘踞在河北邢台的石友三趁着张学良生病住院。在驻扎在天津的日军的煽动下，他想发动叛乱。这份秘密电报被副司令的接线员破译了，于是参谋长立即召开了会议。王树常、万福林、于学忠等。出席会议共同助商，并紧急抽调东北军入关加强防御。营副军长发布于学忠为第一军军长，王树常为第二军军长，王通辖五个旅，外加一个炮兵团负责津浦线作战。石友三起义军被于学忠、王树常的第一、第二军彻底击溃。蒋介石借此机会向余学忠和王树常各出10万元进行拉拢。事后，于学忠和王树常向张学良汇报，张学良告诉他们要全额接收。1931年9月18日夜，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北大营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。张学良当时住在北京协和医院。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约束下，他别无选择，只好电告“避免冲突，不抵抗”。与此同时，张又致电南京，蒋的指示却是“暂不作战”，“等待国联处理”。张学良只服从中央的命令。于是，这天晚上，所有从沈阳打来的电话都立即转到了南京，南京的指示也立即电告沈阳“服从中央”。当时有王树常、乔伊、万福林、景有言等。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。
王树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，主张积极抗日，回乡。张学良也觉得自己的家乡丢了，父亲的仇没有报，加重了国难。不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批评他失职，整个国家都责备他。新仇旧恨促使他下定决心与日本人斗争到底。张学良在内蒙组成东北军，于学忠任第一军，王树常任第二军。两军向关外进发，加强了大凌河防线，准备在锦州、锦西、兴城与日军决一死战。但蒋介石逼迫张学良撤军，对日妥协，拆除大凌河防线，全部撤入关内。
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，天津当地局势相当紧张。日本帝国主义者、大特务头子土肥贤收买当地汉奸和绿红帮头目张弼、李继纯，纠集500名地痞流氓(所谓2000人)，组成“便衣队”，以天津日租界为巢穴，不断骚扰，制造事端，制造武装事件，转移人们的视线，劫持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清朝皇帝溥仪到东北去。二是日本准备进攻锦州，用“便衣队”牵制华北东北军不出援金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一部分。由首席特务津原健二操纵指挥的便衣武装，历时一个多月，给天津市民带来了灾难。
1931年11月8日夜11时30分，便衣队分三股冲出日租界，在市区闹事。突然，各种噪音传来，居民们从梦中惊醒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惊恐万分。
——事发前三天，和天津市市长张(兼市长)得知“日本驻天津军部和领事馆领导我军前敌张碧、，天津青红帮部分头目和著名土匪曹华阳、肖云峰、久等。组织‘便衣队’实施暴力”，因此他们召开了省市军方、政党警察和安全官员联席会议。于是，所有保安人员奉命戒备，必要时可调姚第十五旅协助镇压。王树常在会上庄严地说:“我是一名军人，我有保卫国土的义务。天津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一定要因时制宜，软硬结合，深思熟虑，妥善解决。但我绝不会把臧世义(臧是九·一八辽宁省政府主席)当民族罪人，让天津的兄弟姐妹骂我无能。”由于事先有准备，便衣队跳出日租界时，遭到保安的攻击，一直战斗到天亮，最终击退了便衣队的入侵。11月9日上午11时，和张市长在张私邸召见各国驻津领事，介绍了他们与当局平乱的决心，并向日本领事馆发出照会，指出:“日租界内藏有暴徒，中国官方不能消灭。今后如果发生危及华侨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，应该由日方负责，与中方无关。便衣队在8日深夜没有得到任何优势，然后在9日和10日，日本人亲自发难。他们派日本官兵穿着日本人的衣服穿过防线。其中，4名宪兵闯入王树常军队的警卫营，被中国警卫逮捕。经过审讯，他们才承认他们在执行侦察和间谍任务。得知此事后，王树常立即派了一名少尉和五名宪兵到省政府去请重要人物进来。他的态度极其蛮横，说他们被日军带进营房，受尽折磨，生命垂危。他提出“”，说这是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。王树常立即反驳说:“我们的警卫有理由和权力执行安全任务。”“你们宪兵穿着中国人的衣服闯进我的军营是违法的。我要记下你的军事命令进行调查。”日军少尉张口结舌。知道自己错了，他开始软化。日军少尉无理打了三个小时。最后，他向王树常提出三点要求:要求中国赔偿500元医疗费和服装费。最后，他迫使中国屈服，带回了被拘留的宪兵。至于日本侵略者，王树常曾说，“日本在东北，是强盗。在天津，这是一种盗窃手段。一方面是抢来抢去，一方面是偷偷摸摸。“这真是一针见血。
为了应付特殊的环境，王树常于12日下令成立天津总部，并贴出布告通知全城。张以为司令员。但是便衣队——抢劫还是时有发生，后来比赛发展到不分昼夜——甚至石楠赛区一度被便衣队占领，让人恐慌了很多天，市民怨声载道。面对形势的发展，除了及时向张学良汇报外，还与张联名电告南京，汇报平津变化的过程。11月14日，南京国民政府指示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:“向日本道歉，禁止反日言论。中国先撤工事，与日军指挥官项追谈判。接到电报后，王树常悲愤交加，对秘书说:“我的家乡辽中在解放前就被日本人占领了。我得对得起民族良心和天地良心，不能让天津成为东北的延续。真不知道中央怎么想的。这个指令不能公开。把它存档！“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，我们与驻屯日军指挥官项追举行了会谈。几经协商，我们按照日本的无理要求消除了敌意，拆除了距日租界30米的工事，恢复了这一带的岗哨。后来，每次王树常谈起这件事，他都感到非常羞愧。
日本认为中国地方当局的宽容是软弱的。就在中国拆除工事后，便衣队在日军飞机的掩护下，于11月26日再次发起进攻。治安队立即还击，香追恼羞成怒，甚至用重炮野蛮轰炸天津市区，造成众多无辜平民伤亡。为此，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方提出谴责日津居民的暴行。日本外相重光葵以王树常派遣第15旅参战为由，向中方提出“质疑”，要求中国撤军。同时提出了对河北省和天津市军政领导人进行惩处的不合理要求。一批汉奸还大肆制造舆论，要求撤换省市军政长官，企图说这个汉奸特务是当地人民对省市当局不满造成的。在压力下，王树常同意让步。
虽然王树常镇压便衣队的态度很坚决，但由于蒋介石的压力，不可能果断行动。再加上便衣队无法从日租界根除，天津局势依然紧张。王树常不得不采用“日常化”的否定方法。当地小商贩、小贩、人力车夫叫苦连天，直接影响民生，直接影响约3万人。王树常承受着来自天津各界的巨大压力。于是向张学良递交辞呈。鉴于王树常的要求和天津的局势，张学良约见于学忠说:“河北问题很难处理。你果断且意志坚强。我要你改变你的位置。”这时，河北有人批评说，王树常任用的人大都是东北人，本地人却很少用。
1932年8月，王树常被任命为平金警备司令，他赞同中共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主张，同情学生抗日救国的爱国行动。一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已经被释放。1933年初，日军大举入侵热河，张学良在北平宣誓，率领东北军投入抗战，王树常参与运筹帷幄。三月热河失陷后，出国“考察”的张学良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。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，尤其是张对于蒋介石不抵抗将军的指责，更是狗急跳墙，只敢怒而不敢言。
1935年夏，日本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《和梅协定》，王树常被解除平金警备司令职务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会副主席。Xi事变后，南京政府命令王树常赴Xi安接替张学良的职务，整编东北军，达到瓦解东北军上层集团的阴险目的。王识破了他的险恶用心，断然拒绝了这一安排。1937年1月5日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，任命王树常为继朱绍良之后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，但王维未能如愿。国民党政府为了解决安事件的善后，有A、B两种情况，于学忠接到A、B两种情况的指示后，电话通知曾留在的东北人士征求意见，希望推代表，并代表何前往溪口与安会面。张、、刘尚清、刘哲、莫德辉、、唐育林、胡玉昆、陈星亚、高吉义等在天津王公馆会见。大家都同意万福临的意见，并实行了案一，跟着东北元老刘尚清、王、、刘哲和到溪口迎接张。东北军整编后，王树常被任命为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豫皖苏军事整编委员会委员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王树常调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，王维没有调任。1937年11月，上海、南京相继失陷，国民政府迁至重庆。不久，王随军逃往华南，即辞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会副议长一职，赋闲于野。有几个家庭搬到香港后，马上送孩子去美国读书，家人也从香港搬到了上海。1940年，王树常从美国回到上海，然后绕道香港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，香港沦陷，他一家人到北平隐居。王树常没有受到日伪汉奸高官的诱惑，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。
抗战胜利后，王树常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，建设和平国家，造福人民。他去南京找蒋介石，要求停止内战。但蒋介石执意要打内战，王痛心疾首，所以始终没有卷入内战的漩涡。蒋介石曾经想利用他在东北的影响力。他被任命为东北航院院长，但遭到陈诚和何的反对。张群事后把内幕透露给了王。一怒之下，王要求退休。这一“将军退役”事件一度在国民党军政界引起轰动。[br/]北平解放前夕，蒋介石送飞机票到，要王家去南京，王以自己老弱、家多为由，拒绝留在北平，随国民党南逃。后来，他为和平解放北平积极奔走斡旋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北平解放后，王树常得到妥善安排，周总理曾给予亲切关怀。
新中国诞生后，王树常积极参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。曾任第二、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水电部参事室参事。成员，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。
王树常于1960年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5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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